[案情]
被告人肖芳，男，1955年10月25日生，辽宁省北票市人。任沈阳市沈河区人大代表，沈阳市政协委员。原系沈阳市某武警部队副师职军官。因涉嫌受贿于2006年2月5日被拘留，同年2月17日被逮捕。
沈阳市人检察院侦查终结后，以沈检反贪移诉字（2006）第6号《起诉意见书》认定；被告人肖芳在担任某武警部队高级领导期间，利用国家法律赋予的“非经本单位验收合格方能交付使用”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申请验收工程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相关人员人民币及物品，共计人民币130余万元。
[辩护]
接受委托后，我作为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和查阅资料认为，刑事管辖、案件定性无懈可击，关键是受贿数额可以工作，重点工作是通过减少受贿数额解决量刑问题。于是，我除了提供必要的辩护意见外，案件被两次补充侦查。最终案件起诉之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时，《起诉书》指控的受贿金额已经降为309，359，50元。通过两次开庭审理，被告人肖芳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由于案件涉及军人军队，一轮较为详细的、对事实部分的辩论意见省略。现将第二轮对程序性的评价意见摘录如下：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完全赞同第一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下边我补充、强调以下三点：
一、关于被告人肖芳接受现金后又用于公务开支以及虽然暂时接受礼品、现金，但没有永久占有故意，而是春节后上缴和归还的供述，请法庭依照事实和法律公正确认，以证实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因为，这两个问题均关系到本案的实体认定和法律适用。
二、被告人肖芳在我们会见初期以至于当庭，始终供述其在侦查期间曾被刑讯逼供。作为辩护人，我们有责任提请法庭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因为，是否刑讯逼供，涉及到被告人口供的法律效力，或者说关系到本案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对任何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予以监督，但对检察机关自身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则仅仅停留在自觉自律、自我约束上，并没有任何法定的司法机关对其监督，或者说进行法律层面的监督。尤其是检察机关近年来在自己的办公区域设置审讯场所，脱离了仅有的、实施准监督的看守所，从制约机制上必然出现非法审讯，甚至刑讯逼供。
尽管检察机关目前对职务犯罪审讯实行了全程录音录像，但在辩护人眼里，仍然存在一个谁来操作、怎样操作的问题。我可否这样设想，侦查人员完全可以在非法审讯、刑讯逼供、将嫌疑人制服之后宣布：开机！而侦查人员也绝对不可能疏忽到将非法审讯和刑讯逼供的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当然，被告人肖芳不可能拿出被刑讯逼供的证据，在目前“二比一”的刑事审讯格局之下，任何一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不可能出示被刑讯逼供的证据，除非已经残废或死亡。因为，两名侦查人员、一名嫌疑人，同在一个密闭的特殊场所，即使被刑讯逼供，因为处于羁押状态也无处投诉，即使打得变体鳞伤，经过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羁押，等到在法庭上露面时，身体的伤情早已荡然无存。在法庭上，被告人一张嘴的证明效力无论如何也搞不定侦查人员的两张嘴，而且，这两张嘴隶属于强大的国家司法机关。
为此，请法庭不可忽视任何一个被告人的此类口供，肖芳当然不例外！
三、本案是因为沈阳大名鼎鼎的拙盏购物中心，经过精心策划，携带录音录像设备并复印了美钞号码后行贿做戏、旋即到检察机关举报而案发的。对此，辩护人认为，这种做法至少说明拙盏公司不是善意求助的行贿者，至于其是否属于合法诚信之举，辩护人不予评价。
当然，行贿人举报受贿对查处贿赂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尽管如此，同样掩饰不了行贿者的丑恶嘴脸，更摆脱不了行贿者的法律责任。行贿受贿是对合性犯罪，而且是法律明确将其规定为关联犯罪的腐败之罪。刑法第390条第二款并没有完全排除行贿罪的刑事责任，同时，谁也没有权利放弃对行贿者的刑事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7个行贿者中没有一个受到刑事追究！
辩护人认为，当今之所以商业贿赂愈演愈烈，行贿者前赴后继、有恃无恐，这与检察机关侦查人员急于破案而对行贿者的违法承诺以及检察机关对行贿者的违法免责不无关系。行贿者既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又被免除了定罪判刑的风险，何乐而不为呢？
司法实践中，不追究行贿者的刑事责任，在检察机关究竟谁说了算？其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在哪里？谁能承担起放弃追诉行贿犯罪的渎职责任？难怪被告人肖芳被落入圈套后愤愤不平！
为此，辩护人建议，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立案标准追究本案行贿者的刑事责任。同时，利用检察建议方式，将本案所有行贿单位打入辽宁省商业贿赂的黑名单，公布于众！
我们不仅仅是肖芳的辩护人，更是维护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使者。我们将拭目以待！
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长江
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倪泽仁
2007年4月23日